原告诉称
原告郑某花向本院起诉请求：1.确认原告郑某花享有被继承人闫某所留位于北京市朝阳区A乡C号房产（以下简称C号房产）房屋征收补偿款的20%并进行分割；2.确认原告郑某花享有涉房屋拆迁所得安置房屋20%的所有权；3.分割涉案房屋拆迁安置房屋自交付之日起至本案终结之日租金收益，按共有房屋所有权份额分割上述租金；4.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郑某香、郑某芬、郑某霞、郑某云承担。
事实和理由：郑某平、闫某系郑某花、郑某香、郑某芬、郑某霞、郑某云之父母。闫某于1999年3月10日去世，郑某平于1974年10月7日去世。郑某平因公受伤去世，村大队为抚恤特盖C号房产，建筑面积约为180平方米。宅基地登记人为闫某，直至拆迁房屋依然为闫某所有。各方当事人及闫某均居住在该房屋。后房屋面临拆迁，郑某香称以她办理拆迁手续届时再协商处理，但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，对我方置之不理，独占拆迁安置房屋及补偿款，并将拆迁分得房屋出租至今。二被继承人去世时均未留下遗嘱，房屋应属姐妹五人共同共有，享有相同权利份额。
被告辩称及第三人述称
被告郑某香辩称：不同意原告郑某花诉讼请求，拆迁利益与郑某花无关。被告郑某芬、郑某霞、郑某云共同辩称，我们没有取得拆迁利益。第三人王某、王某超述称，意见与郑某香一致。
法院查明
郑某平与闫某系夫妻，二人育有五名子女：郑某云、郑某花、郑某芬、郑某霞、郑某香。郑某平于1974年10月去世，闫某于1999年3月去世。
本案审理期间，经郑某花申请，本院调取C号房产拆迁档案，具体材料如下：1.郑某香、闫某（已故）（被腾退人、乙方）与北京市朝阳区A乡腾退拆迁安置办公室（腾退人、甲方）签订《A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腾退安置协议书》：甲方因绿化隔离地区建设，需要对腾退范围内乙方C号房产居住屋屋进行腾退安置，乙方建筑面积267平方米。经甲方确认乙方实际腾退人口：户主王某、之妻郑某香、之女王某超。甲方按人均45平方米对乙方安置现房后另安置期房三套，其中一居室一套，两居室一套，三居室一套，补偿补助费762505元。2.《宅基地发证审批表》：土地使用者闫某，建设用地使用证号：朝集建X号，批准时间1993年3月。3.郑某香书写《声明》：产权人闫某现住址C号。现已故。产权人变更为郑某香。以后家庭出现财产纠纷与拆迁公司和腾退办无关，自行解决。
郑某香提交1998年2月北京市A乡B村民委员会（以下简称B村委会）出具的《证明》：兹我村村民闫某自有宅基地使用权214平方米，其中建筑面积80.08平方米，于75年4月份所建。经询，郑某香表示自1996年搬入C号房产之后翻建了三次，正房拆除了一半。
郑某香提交1998年3月《房产公证书》：我叫闫某，现年58岁，共计五个女儿，均已结婚。现家中只留下五女儿一人，来赡养我。现在家中有木件房五间约80平方米，我身体还很健康，现要求公证这五间房，我将这五间房的房产所有权给我的五女儿郑某香所有，我的赡养也归她一人赡养，其他四个女儿无权享有这五间房产所有权。尾部由闫某摁手印，郑某云、郑某芬、郑某霞、郑某花签字。经询，郑某云、郑某芬、郑某霞对签字真实性认可，表示闫某有精神疾病，当时签字时郑某香与闫某一起居住，大家觉得只要郑某香能照顾好闫某，都同意签字，签字时郑某花也在场，签字时闫某在现场，闫某虽然春季、秋季经常犯病，但签协议时精神正常。闫某去世之前和郑某香一起居住。郑某花对签字真实性不认可。经释明，郑某香就郑某花签字真实性申请鉴定，本院启动鉴定程序之后，郑某香撤回鉴定申请。本院向郑某香、郑某花释明，二人均有提起鉴定的义务，郑某香、郑某花明确表示一审、二审就郑某花签字不再申请鉴定。另询，郑某香、郑某花、郑某云、郑某芬、郑某霞无法提供闫某的指纹比对样本。
郑某花提供李某春书写《情况证明》，主要内容：闫某名下房屋（北房）翻盖于1976年，当时经生产队成员研究，生产队出建筑材料。其中，砖、瓦、木料人工等作为补偿协助翻盖房子（原因是郑某平工伤死亡）家中没有劳动力、孩子小，母亲还在，生活困难，作为工伤的家庭困难生产队是必须承担的。当时根据抚恤金的补偿，也补偿给本家庭，金额大概12000元。C号房产原户口户主是郑某平名下，后由于去世，房产落户就自然顺延在闫某名下。
裁判结果
驳回原告郑某花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
针对郑某花诉请，具体分析如下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。从查明C号房产重新建设的事实，结合郑某平去世时间来看，C号房产中并无郑某平所留遗产范围。郑某花提交李某春的《情况说明》，但郑某平去世之后，村委会进行的帮扶行为并不构成郑某平去世时所留遗产范围；另，即便郑某平去世之前在涉诉宅基地上可能存在建设行为，考虑到自郑某平去世至2011年拆迁时C号房产历经闫某、郑某香多次翻建和改扩建的事实，变化极大，不宜认定郑某平生前财产利益持续转化形成临拆迁前的C号房产物权；还有，因合法建造等事实行为设立物权的，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。在1975年C号房产重新建设时，主持建设的行为人系闫某，其子女当时未成年，与闫某不构成共同共有关系，村委会所帮扶行为并非主持建设行为本身，更不等同于物权权利本身，仅凭村委会帮扶，不能视为闫某与五名子女对C号房产形成物权共同共有关系。
农村房屋因缺乏统一不动产登记，赠与关系成立和履行不宜以产权变更登记作为判断标准，应结合房屋长期稳定的占有、使用情况予以认定。关于《房产公证书》法律性质，从内容、目的和履行方式来看，实质系一种附义务赠与。关于《房产公证书》效力，根据各方当事人陈述，现无证据证明闫某在出具《房产公证书》缺乏对应民事行为能力，或《房产公证书》存在其他无效情形。关于《房产公证书》真实性，虽因指纹样本不足无法开展鉴定，但对该文件真实性并不必然以启动鉴定程序查明真伪。根据《房产公证书》内容，《房产公证书》出具之后闫某与郑某香共居事实，郑某香以自有方式在C号房产长期居住和改造，郑某云、郑某芬、郑某霞等对事实的陈述等，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，郑某香对《房产公证书》真实性的证明已达高度盖然性标准。郑某花虽对该《房产公证书》真实性不予认定，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，使事实重回真伪不明状态，因此法院对该《房产公证书》真实性予以了认定。赠与人将财产赠与他人系对自有物权处分的行为，无需征得继承人同意。故郑某花签字真伪对《房产公证书》的效力并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和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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